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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极左思潮的一次集体反叛
翁言无忌
现在的年轻人，对什么是 “阶级斗争理论”，“极左思潮”，“血统论”，“知识无用论”可能已经蒙胧了，除了从文学作品里了解外，亲身感受到的机会已经比较少。这当然是幸事，但也给文学工作者们肩上压了一副担子，得把当年的历史赶快记录下来，以使后人们知道，理由简单而充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中此类话题不少，比如第五章第五节“无人不认为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极左思潮”在那时的一次上演。与许多许作品里不同的是，这次上演不是危害展示，而是一次集体反叛，是从反面展示“极左思潮”的不得人心。
事件能够被抵制，宏观的原因是时间已经接近“文革”后期，大部分人都厌倦了没完没了的斗争，因而才遭到集体的抵制。要细说，还有一些具体情况，我们一一看来。
一、集体反叛为什么能够成功？
按当时的一个论点来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按这个观点来看，这次反叛之所以能够得逞，全国范围的大气候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但具体的小环境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首先应该归功于负责查处这次事件的领导人朱仕第，要没有他的阳奉阴违，暗中抽薪，别的人只怕想反叛也不敢，即使敢也未必能成功。请看主帅朱仕第对此事的态度：
当县委办公室主任鲍日曙惶惶忙忙来汇报说“山口公社发生了重大政治事件”，朱仕第先是“一愣”，可当听说是“公社里汇报，山口公社红沙沟大队的厕所里发现了半张报，上面有毛主席像”，知道是“他们大队妇联主任吕翠儿”发现并报告的后，“朱仕第微皱一下眉，他讨厌这种事，但又不能说什么，曹兀龙不在，他是值班常委，推都推不掉，遇上鲍日曙这种人，拿着鸡毛当令箭，弄不好还得给自己戴顶大帽子。没奈何，只得说：‘他们给公安局报告了吗？’”请注意，当是时，是还有鲍日曙这种“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人，而且，虽然许多人已经厌倦了斗争，但还没有到敢公开说“不”的时候。让鲍日曙这种弄不好会给人“戴顶大帽子”的人来报告，无疑增加了了结此事的难度，艺术上这叫欲抑先扬，以致想金蝉脱壳的朱仕第不得不来个声东击西，把力引向公安局——这叫“推”。
当鲍日曙说，不知道汇报了没有时，“朱仕第沉着脸，慢慢说：‘叫他们先向公安局汇报，再由公安局给县委汇报。凡事都得有个程序，不要大事小事一下都捅到县委来。’”还强调叫公安局“详细了解一下，了解清楚了再来汇报。”——这叫“拖”。
这就是负责事件调查的主要领导人的态度。这个态度是不积极的，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反对，但却采取了“推”、“拖”之法。如果这还不明确的话，到了晚上，朱仕第在夫人跟前表现出真态度了，他骂道：“都什么年代了，还他妈干这种蠢事！简直一群群氓！连咱们的办公室主任都当个事儿吓得慌里慌张！”接着，便一边洗脚，一边“拿出耳塞，将收音机打开，旋到‘美国之音’，一边搓脚，一边听。”他夫人问听到了什么，他说，“看来民心是不可收拾了，老人家万岁后，还不知道什么局面呢！”真心表露出来了，连他的思想根源也交待了，他是从“敌台”获取的信息，用来判断当前形势的。
再看查处事件的两员大将和一个干员什么态度。“一会儿，公安局副局长薛振甲带着侦察股长曹豹来了。曹豹是曹兀龙侄子，生得瘦瘦小小，却有一双和曹兀龙相似的金鱼眼，因为这层关系，两位局长到县委办事，都要拉着他。”注意这两个人物的身份，薛振甲是公安局副局长，当然是大将了。曹豹虽然只是个股长，但因为身份特殊，是“曹兀龙侄子”，以致“两位局长到县委办事，都要拉着他”，可见其重要程度绝不在局长之下。
当他们汇报完情况，朱仕第假意说，让公安局派“精兵强将去查”薛振甲也顺着朱仕第的话说：‘我同意朱常委的看法，确实是一起重大政治事件，我们是高度重视的。只是，朱常委，我们实在太忙了，人实在不好抽？’说着挠头，偷看朱常委。”薛大将也是阳奉阴违，明着说“重大”、“重视”，可一到具体，就“人实在不好抽”了。
曹豹的态度怎样？在山口公社，他找了个机会和冯彦虎单独私谈，了解到冯彦虎想压了此事，但担心周兢找茬儿，“曹豹一甩头：‘没关系。他一个大队支书，我还不信他给翻了天了！你找他两个谈，他要说闲话就往他身上推。他们大队发生的事，他也有嫌疑，我们替他压，他不感谢咱们还想干啥！’”
尹长安呢？因为打扰了他的婚礼而“窝了一肚子火”，在去的路上憋着连话都懒得说，薛局长想逗他，却只惹来一通生硬的顶撞。
主帅、大将、干员，都不高兴查这事。那么，公社那边什么情况？请看：
冯彦虎是公社负责人，也算一方诸侯，是“地方”上最重要的官员，态度也是“不愿管这事”，只是“例行公事给县委汇报了”，只在把责任“推”出去。后来，冯彦虎有机会和曹豹说悄悄话，曹豹问他的态度，“冯彦虎说：‘当然压了好！谁还爱惹这种事。’”这就非常明确了。那么，事件原发地的大队支书周兢和原始发现人未来的县女常委吕翠儿什么态度？请看：
“冯彦虎按曹豹的布置，连唬带吓，结结实实把吕翠儿和周兢说了一通。周兢本来就没当回事，是吕翠儿大惊小怪，他怕不汇报不行，才给公社汇报的，这阵儿听出冯彦虎想了结，岂有不乐意的。吕翠儿也是一时糊涂，周兢一汇报他就后悔了，这阵儿听说连冯彦虎和自己都有了嫌疑，恨不得打自己几个嘴巴，也就同意了结。等朱仕第他们从工地返回来，他们已经统一了认识。”
事件原发地的问题也解决了。至此，“人”的问题一路顺风，全部解决了，“事”的问题就是最后一道坎儿了，请看：
“一时，赃证拿来，摆桌子上让大家看。是半张烂报，尹长安用镊子夹着翻看，并没有毛主席像，只有‘……席会见凯山同志率领的老挝党政代表团’一行大字，及‘华国锋、姚文元会见时在座’的副题。下面是会见的报道。翻过去看，背面是周建人的文章，谈学习鲁迅的问题。曹豹见靠上部分缺口处有毛刺，知道做了手脚，什么话都不说。”
“事”的问题也解决了。不是原来就没有问题，而是“做了手脚”，审查的人心知肚明，却“什么话都不说”。
从以上不难看出，是这帮查处的人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
二、反叛之路的艰难
如果只是写一帮人不愿干某事，还显不出特别，只有在这件事在说“不”时十分艰难才行。小说没有忘记这一点：
厕所里发现半张旧报，因为上面有什么人的照片，就当成“无人不认为”是的“重大的政治事件”，这本身就是极荒唐的，然而这却不是什么人心血来潮的胡说八道，是由大气候决定的。那时的气候，是以拥护还是反对毛泽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准的。我所在的省一位省委副书记，因为看到群众人人胸前捧一个装有毛主席像的玻璃镜框，行动工作很不方便，说热爱领袖是对的，但这样做是理解错了，立即被视作反革命言论，拉出去批斗，其他人就可想而知。所以，报纸在厕所里，是大不敬之罪，如果是什么人故意弄的，当时就可以打成反革命——这是当时全国上下一致的大气候。此反叛之一难。
此事被一个社员（当时吕翠儿虽然已有报县常委的打算，但其时仍是普通社员）发现，竟然就能从大队到公社到公安局到县委，层层汇报，惊动县委头儿，一路都被认为是“重大的政治事件”，说明水泉县虽然远离北京，也和全国形势一样——小环境形势也十分险恶。此反叛之二难。
作者让鲍日曙接电话报案，并且神经兮兮地找领导汇报，说明县委也有“拿着鸡毛当令箭”、弄不好会给人“扣大帽子”的人，还是有来头的县委办公室主任，这给反叛造成现实的困境。此反叛之三难。
朱仕第身为县常委，坐镇处理此事，有一言九鼎之威，可他背后骂那些大惊小怪的人是“群氓”，却不敢公开反对，还煞有介事的违心说这的确是“重大的政治事件”，还让公安局派“精兵强将去查”，他自己也不得不装作重视地亲自去查处，以此来摆脱危险沾身，说明其时水泉县的形势也是十分险峻。此反叛之四难。
再从薛振甲、曹豹、尹长安、冯彦虎、周兢、吕翠儿的情况来看，因为事关“政治”，人前都要表现“革命”，尽管人人心里不以为然，但嘴里却一个比一个“革命”，说明人与人的关系，因为“斗争理论”的长期浸淫，只有斗倒别人，自己才能安全，才有机会爬上高层的现实教育，已经造成了人人自危，表面上彼此是同志，可实际上人人都可能摇身一变而为狼，你左，我要比你还左，人为地把“极左思潮”一波波推向更极端，以此来证明自己更革命，人与人之间，已经没有了说真话胆量。此反叛之五难。
另外就是，报纸上是不是真的有毛泽东主席的像，也是一大难点，如果真的有，要否定，在当时，恐怕谁也没有那个胆量。此反叛之六难。
有此六难，而竟然反叛成功，就是一件非常值得研究的事件了，它的意义一定非同异常。
三、反叛的意义
首先，从地域的角度来看，这是在大西北黄土高原的大山皱折里一个偏僻落后的小县发生的，远离政治中心，是国家政权的神经末稍，如果以人体来比喻，水泉县就仿佛一个人的小脚趾尖。这有什么意义？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服了毒药，仅在胃里检出有药，还不能说明此人的中毒深度，可假如在他的小脚趾尖上检验出有毒，就说明他全身都有毒了，是深度的。所以，水泉县对“斗争理论”和“极左思潮”的反叛，证明了全中国对此的深恶痛绝。是写一县而证全国。这是事件的第一个意义。
其次，从人员成份上来看，这次反叛者，主要人物如朱仕第、曹豹、冯彦虎、吕翠儿都是当红人物，是当时政策的受益者，竟成了反叛的主将；而薛振甲、尹长安、周兢等，虽不当红，也能为当时的政策所容纳，竟成了反叛的随从。衡量一项政策是否正确，是否得到广大群众拥护，需看三种人的态度：受益者、无益也无害者和受害者。如果仅是受害者反对，不能说明政策一定不好；如果不受益也不受害者也反对，就要考虑是否得当了；如果连受益者也反对，那就说明百分之百的人都认为不好，则这项政策肯定不好。在这次事件中，这些人物没有一个与此事有直接利害关系，他们进退均可，竟无一例外地采取了集体反叛的态度，说明“斗争理论”和“极左思潮”太不得人心，已经到了人人厌恶的程度。这是事件的第二个意义。
第三，从时间上来看，这事发生在1976年，是“文革”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了十年之后，是各项政策久经实施，在人心里已经有了成熟的见解，说明此事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而是人心的真正反映。一叶落而知秋，这次反叛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斗争理论”和“极左思潮”在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这是事件的第三个意义。
第四，综上所述，就可以看出，1976年，“斗争理论”和“极左思潮”已经在全国范围里从上到下的全体国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反感，这是打倒“四人帮”的行动，之所以马上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否定“斗争理论”、批判“极左思潮”、并把全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马上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有比较才会有鉴别，不知道“斗争理论”和“极左思潮”的严重危害，就很难理解创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多么伟大，多么得人心。这是事件的第四个方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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