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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兀龙的行贿与受贿
翁言无忌
以官场为背景的小说，因为要写到官员的品德，几乎都要写到官员的行贿与受贿，《○》也不例外。然而，《○》是“喜剧小说”，目的并不是暴露社会的阴暗面，而是嘲讽社会陋习，并非要揭发腐败犯罪，只在亮丑，这便与以揭露罪行为目的的官场小说有了本质的区别。要知道，“丑”只是缺点，严重者可以是错误，却绝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犯罪。按法律条款为尺度来看，《○》中没有一个“犯罪分子”。不信请看《○》中行贿与受贿的场面：
第一章第九节，曹兀龙当了水泉县一把手后，家里来人不断，作者写道：“曹兀龙剔着牙，不说话。黄香桂继续说：‘这几天家里就像庙一样，都跑着烧香来了。还来了几个人，一个姓杜，提了二斤点心，找你调工作。一个老师，叫啥我没记住，留了一封信，我先没在意，后来觉着信封子不对，拆开一看，吓了我一跳，那人不知是急了还是疯了，里面塞了一百元。拾块钱的票子整整十张！’”
这段话告诉读者的第一个信息是，此事曹兀龙不知道，他老伴儿也是事后才发现。第二个信息是，从曹兀龙老伴的态度看，“提了二斤点心”她不以为怪，但一个塞了一百元的信封却“吓了我一跳”，还评论说，“那人不知是急了还是疯了”，说明此前她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也就说明此前曹兀龙除了“点心”以外，没有收过这么大的礼。
曹兀龙对此什么态度呢？作者写道：“曹兀龙吃了一惊，一百元，那是他一个半月的工资，这人是谁，怎么拿这么重的礼？他让黄香桂取信来看了，说：‘以后你要注意呢，钱不能乱收，这是犯错误的事，叫人知道，我这个书记还咋当。’说着，掏出打火机将信和信封都点燃了，眼看着烧完，还用脚将纸灰磨碎了。”
“曹兀龙吃了一惊”，还寻思“这人是谁，怎么拿这么重的礼？”说明他也是初次碰到，还嘱咐老伴儿：“以后你要注意呢，钱不能乱收，这是犯错误的事，叫人知道，我这个书记还咋当。”说明他并不是索贿，并不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卡拿要。还要将有关线索都销毁掉才安心，说明他此时此刻还是非常谨慎的。
第二章第八节，曹兀龙为取掉“代理”二字，想给省上的洪书记送礼，希望得到罗山大队支书罗吉万的狐皮筒子，作者写道：“曹兀龙思谋了一路，怕罗吉万漫天要价，因当着李映的面，不好说话，这阵儿见只有他两个了，便笑着问：‘你说，他会要多少钱？’冯彦虎也在想这个问题，心里没底，要安曹书记的心，只说：‘没关系，他不敢多要。他胡要我熟他的皮子呢！’”
从这个叙述可以看出，曹兀龙去前并未打算白要，是准备买的，希望公平交易，还担心对方漫天要价。他的铁哥儿冯彦虎也是这个心思，只想着怎么把价压下来，这都是正常的心理，一点都不犯忌。
可是后来情况变了，作者写道：“到庄子边上，曹兀龙被这里的荒凉震惊了，这是个被遗忘的村庄。太阳的眼睛是注视着别处的，只漠然地把一点余光撒在这里。庄子倒也不小，但人家儿坐得很零散，高高低低，山上沟底乱堆着，远远看上去一片土色，至少有一半的人家儿还住着窑洞，土拨鼠似的藏在地下，住房子的也是非常低矮的土房，顶上连一片瓦都没有，房子和地面都不大好分出来。除了少数几家人房前屋后偶有几棵胳膊粗的小杨树外，看不到一棵大点的树。”“曹兀龙在庄边站住了，指着高处鹤立鸡群似的唯一一家瓦房大院问：‘那是不是支书家？’冯彦虎说是。曹兀龙冷笑了：‘这个地方这么穷，支书家却盖得那么阔！这个支书有问题呢！’ 冯彦虎不敢答腔。”“进了罗吉万家。曹兀龙笑眯眯地在院里打量了一番，进屋去，见房上椽、檩都是松木，炕上是绸被、缎被，心里更有了底。”
是他们临时发现了“这个支书有问题呢”的情况，这才改变了策略，跟支书算了一篇账，算得支书“慢慢蹲下了，头上密密地渗出了一层细汗，细汗又慢慢变成汗珠，汗珠悄悄汇集，额上承不住，一滴一滴地往地上掉。他感到额上有虫子爬，用大手抹了一把，抹了一掌的湿。”曹兀龙不罢休，继续算，“罗吉万的脸白了，贴身的一件粗布衬衣叫汗湿透了，贴在背上”当他狡辩说钱是打狐子换的时，曹兀龙又跟他算，他需要打多少年的狐子才能盖起这一院子地方，一直在旁的“冯彦虎渐渐明白了曹书记的意思，在旁助一句：‘最少六十年。’”“曹兀龙笑起来，欣赏地回看一眼爱将，又转脸对罗吉万说：‘罗支书，你今年多少岁？撑破天也不到四十吧？你在你妈肚子里就开始打狐子了？哈哈哈哈……’”
罗吉万这才无可狡辩了。事情从这里发生转折，冯彦虎点破了曹书记想要他的狐皮筒子，罗吉万才如释重负，乖乖地答应了。
然而，此时的曹兀龙，仍然希望交易，不是白要，“曹兀龙高兴，说：‘你说个价，要多少钱？’”当罗吉万说：“‘看曹书记说的，曹书记能看上，那是我的福气，还能跟曹书记要钱！’”时，“曹兀龙摇手笑道：‘那不行。不要钱不行。你说个价，值多少我给你多少，一分都不少你的。’”当罗吉万再次声明不要钱时，“曹兀龙连连摆手，说不要钱使不得。”两人来回扳了几次，冯彦虎才说：“钱就不要掏了，曹书记和县武装部的人张个口，有步枪子弹了给老罗要些，有了子弹，吉万到山里再拾去。另外，吉万的儿子去年初中毕业了，还没有工作，这个包在我身上，将来公社里有指标了，我给吉万的儿子安排个工作，就算是曹书记给你还账了。”“这超出了罗吉万的预想，忙连连点头”而“曹兀龙嘴里还念叨：‘子弹随便儿就给你要上了。不给钱不行。’”
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直到第四章第五节，才在写给洪书记的信中提了一句“附呈白狐嗉裘一筒，聊表微忱，幸即赐存是荷”，算是终结了。
这就是曹兀龙在书中的全部行贿与受贿行为。从上面可以看出，最严重的受贿是“一百元”现金，最恶劣的一次讹诈是用权力换得一个狐皮筒子，最明显的一次行贿是给洪书记的母亲送了一件狐皮筒子。除此之外，曹兀龙再无其他行贿与受贿行为。其他的人，只有在第五章，有一次在山口公社，曾有人想送朱仕第一个砚台，但朱仕第没要，可以算成一次未遂的行贿赂行为外，书中再没有揭露出任何人经济方面的问题。
为什么《○》中官员的行贿与受贿行为如此之少？用现在的眼光看去，如此不值一提？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当年的社会风气与现在的不同，根本的也是因为《○》是“喜剧小说”的原故。它暴露出的东西，可以被千千万万人哂笑，却不会被公检法机关当成罪行。也因此，它与出版社忌讳的“官场小说”有本质的区别，虽然它也是以官场为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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