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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仕第的正邪
翁言无忌
朱仕第，许多人都认为是邪派高手。然而我觉得，这结论简单化了，朱仕第是高手没错，也干了许多邪事，比如帮曹兀龙打击刘钟派，策划报自己进常委等，但不能因此就对潜藏在他身上的正气视而不见。在小说中，他是站在曹兀龙一边的，但却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他和曹兀龙是一类人。不，朱仕第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他只是利用了曹兀龙的权力来为自己谋利益，从根子上与曹兀龙是两种人。这一点，从他半夜去拜见曹兀龙的路上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小说中写道：“水泉县委班子已经一分为二了，他站在哪一边呢？从心里说，他赞赏刘钟、苏芸他们，这是一帮正人君子。可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是，不看形势，这都什么年代了，他们说话还只强调一个‘理’字。如果是‘理治’的社会，有理可以走遍天下，可现在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上面怎么说的！毛主席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你还到哪里找另外的‘理’？毛主席的话就是绝对真理！要想折倒对手，根本不需要找什么理，只要把自己的观点用毛主席的话包装一下，就无往而不胜了。谁再敢反对？再反对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这么锐利的武器，他们竟然不用，还搜寻什么理和人辩论！就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是没有前途的一群，虽然他们目前看起来人数众多，在班子里占绝对优势，但都是泥菩萨，一场暴雨就可以淋他们个落花流水。”
小说中继续写道：“曹兀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要论德、才，比刘钟他们差远了，也就一个生产队长的水平，给我朱仕第拾鞋带都不配！可是，这家伙却有一样好——他踩着时势的鼓点了！这个世界，是“势”的世界，谁能因势利导，谁就能生存、发展、发达。曹兀龙不一定看得这么透，但他却是实行者。我只是悟透了这层道理，曹兀龙却已经这样做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上面怎么说，他就怎么干，谁是他的顶头上司他就听谁的，顶头上司变了，他立即跟着变，一百八十度，三百六十度他都不在乎，所以，他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社会上流传的“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对他不起作用。他永远跟着权力大的人，永远站在胜利者一边。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然而，毕竟，他是个老粗，过分地随风倒，在人们心里的份量就太轻了，现在，让自己黑更半夜去找他，要叫人说是他去投靠，也太掉价了。”
正因为他从心底里与曹兀龙保持着距离，所以凡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并不事事跟着曹兀龙跑。比如曹兀龙从地区打来电话，让起草布置春播的文件，“朱仕第捏着电话愣住了，春播早就开始了，现在还发什么狗屁春播文件，等发下去春播都结束了。”这说明他心里是有是非的。再比如在调文戈的问题上，曹兀龙想把文戈赶走，故意说文戈“水平太差”，可“朱仕第听了，心里大不以为然，文戈是个正直、单纯、有才气的年轻人，说他水平差就不实事求是了”。他能这么想，说明他是有实事求是之心的，这是一点正气。而且，行动上，他也是手下留情的。小说中写道，他“想了想，尽量和缓地说：‘曹书记，我想，调文戈，倒是不必太急。他只是个小钉子，赵天葵才是大钉子。赵天葵掌着组织部的权，文戈只是个小秘书。要把赵天葵拔掉，文戈就是一句话的事。’”固然朱仕第是在抓主要矛盾，但从客观上说，此举是保护了文戈的。如果说此处还看不出朱仕第是有意保护文戈的话，第十章就明明白白是有意保护了。
在第十章，曹兀龙觉得已经大权在握，下决心把文戈赶出去，命令已经是常委兼组织部长的朱仕第去办，可朱仕第“对文戈并无恶感，相反，倒有些惺惺相惜。他有点爱才，办公室有文戈这么个笔杆子，他省了许多劲，倒希望文戈不要调出去。再说，革委会里要全剩了一帮蠢货，呆里面还有什么意思。”在这种心理下，“他叫来郭玉海，把曹兀龙的话干巴巴地说了一遍。他并不提曹兀龙的名字，但话说得叫人一听就知道是曹兀龙的主意。这样，既可以免去曹兀龙的责难，又巧妙地避开了自己。而且，他心里清楚，郭玉海一离开，第一件事绝不是去起草文件，而是把这个消息告诉能阻止事态发展的人。刘钟不在，惟一可阻止这事的人就是孙铁。尽管孙铁是郭玉海的第二人选，但实际上却是更得力的人物。”“他部署好了，悄悄地回家吃饭，想着自己用曹兀龙的手打曹兀龙的嘴巴，还要让曹兀龙感谢自己，不由心里好笑。”
注意，朱仕第是“有点爱才”的，与文戈“有些惺惺相惜”，不愿意让革委会里“全剩了一帮蠢货”，这才假郭玉海之口把消息捅给孙铁，让孙铁出面阻止事情的发生。这是他在曹兀龙的淫威下偷偷干的。那么，可以想到，如果是朱仕第掌大权，文戈肯定不会被一次次驱逐，说不定还会得到重用。这是朱与曹的不同点，也是他心底里还有是非还有点正气的原故。
再如第五章处理报纸事件的态度，当听说“山口公社发生了重大政治事件”，可其实就是在“红沙沟大队的厕所里发现了半张报，上面有毛主席像”时，“朱仕第微皱一下眉，他讨厌这种事，但又不能说什么，曹兀龙不在，他是值班常委，推都推不掉，遇上鲍日曙这种人，拿着鸡毛当令箭，弄不好还得给自己戴个大帽子。没奈何，只得说：‘他们给公安局报告了吗？’”毫无疑问，这是缓兵之计，也是借故推诿。后来虽然迫于当时政治气氛的压力，不得不亲自走一趟，但在他的拖延、装傻、纵容、暗示下，一场“重大政治事件”不了了之了。如果他态度稍稍“积极”点，或者借机整人，不知道又得抓出几个反革命。
再如第九章，当鲍日曙发现杨子厚和他女儿杨红砚吵架，他听出有重大情况，来给朱仕第汇报时，时任“双追办主任”的朱仕第听了，反应却极为反常，他没有紧急出动，抓住这个可以一石二鸟，既打击刘钟派也打击孙铁派的大好机会，反而“没言语，手伸口袋里去摸烟。”曹豹“看朱仕第阴不阴阳不阳的，怕误事”，才越过朱仕第直接插手查问。当“杨子厚面如死灰般进来”，“话已全无条理，一句话说半截就忘了”时，朱仕第没有跟踪追击，却“慢慢地翻材料，心里明白，老头子已乱了方寸”。当鲍日曙和曹豹抓住机会紧逼杨子厚时，“朱仕第听不过去”以劝告的口气警告了曹豹：“‘曹局长，谈正事。玩笑就不要开了。’就站起来出去了”。
当杨红砚私藏《周恩来总理遗言》的事落实后，她被隔离审查，鲍日曙派人去监守后，“自己也准备走，朱仕第却进来了。看鲍日曙要走的架势，站门边说：‘一阵儿你去杨常委那里看一看。那个房子不常住人，可能潮，看杨常委怎么住法？可能铺盖也没有。现在没人管了，你去看看，给借一套干净铺盖。’”这可不是对一个常委同事的关心，而是对刚刚经历了大义灭亲揭发了女儿，内心正痛不欲生的父亲的同情。要知道，他是在给一个以为刚打了胜仗，正为折倒了对手兴灾乐祸的“双追办”重要成员下命令，弄不好，说不定会被反戈一击的，要没有承担风险的思想准备，他不会这么做的。而这是需要心里有股正气的。
还有，“鲍日曙点头答应了，以为朱常委该走了，不料他不走，也不说话，只那么呆站着。鲍日曙奇怪，悄问：‘朱常委还有事吗？’他以为朱仕第忘了什么。”“其实不是。朱仕第是在考虑下面的话该怎么说。他动了动，声音仍然那么慢慢地：‘杨常委那排房子没别的人住。你今晚留一点心。明早起床后去敲敲门。明白吗？’”“这话有股不祥的味道，听得鲍日曙心里直发怵，把他立了大功的得意劲全冲没了。”
这就是一直被人看作邪派高手的朱仕第的表现。从这些表现可以看出，他是个良心尚未泯灭的知识分子的典型，虽然干过邪事，但不能简单的认为就是坏人。还有一点需要指出，他的所作所为，也有怀才不遇的愤懑成份。这从第一章刚出场时就可以看出，因为他爱人有海外亲戚，“从‘红卫兵’的观点来看，有海外关系，几乎就等于特嫌”，他因此无望被提拔，这对一个有才能的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而抓住一切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干，就成了这种人的宿命。所以，他的邪行邪念，既让人皱眉，同时又可以理解。良心是可以丧的，在遭遇社会不公时这种可能性大增，但只要没有丧尽，就仍然有希望改恶从善，这是我从朱仕第身上看到的。
【在(雪上一枝蒿)的大作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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